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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Filipomene)[4]曾经受到史学家的各种赞扬,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还是思考着战争的方法;当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乡村的时候,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讨论:如果敌人在这个山丘出现,而我们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里,谁享有地利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队形稳妥地打击敌人呢?如果我们想退却,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呢?如果敌人退却了,我们应该怎样追击呢?当他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他会向他们提出一支军队可能遇到的一切情况,他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说明自己的意见,同时提出理由加以论证。这样一来,由于这样经常不断地深谋远虑,他在率领军队时就不可能发生他不能够应付的任何意外事件。[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nba合法买球[13]皮蒂利亚诺伯爵(ContediPitigliano),名尼科洛·奥尔西尼(NicolòOrsini,1442—1510),雇佣军将领,为威尼斯作战,1509在维拉(Vaila)之役惨败,后死去。

[4]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1504;1511—1512)。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2],即当今的梅塞尔·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焦万尼[3]外,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政为止。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崇。结果是:在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赎金即予以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

我认为,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里保持政权,比在新的国家里困难小得多。因为君主只要不触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则随机应变,这就足够了。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此方法,总是能够维持他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位。但是即使他被夺权了,当篡夺者一旦发生祸患的时候,他就能够光复旧物。[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

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军队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杀死而选举马西米诺为帝。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位,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为人所轻。第一件是出身卑贱:他曾经在特拉恰(Tracia)牧羊(此事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另一件是,他在继承统治权的时候,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却叫他的行政官,在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从而使自己落得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1]自本章开始,马基雅维里摆脱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学和神学传统的束缚,从历史与生活实践的经验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揭示“典范的君主”(即一切剥削阶级统治者)所必需有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作者预见自己大胆提出创新的政治理论将引起强烈的反对。nba合法买球但是在公爵开始拔剑之后的第五年,亚历山大教皇就死了。他给公爵留下了罗马尼阿这个国家,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只有它是巩固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而且公爵自己病入膏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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